【周末读史】黄达回忆录：梁波——我的引路人| 忆旧纪年（十七）

编者按

《IMI财经观察》在每周末带您聆听名家解读中外金融的发展兴替和制度演变，在史海钩沉之中领略大金融的魅力！本期奉上最新连载《忆旧纪年》，是中国金融学的主要奠基人黄达教授所撰写的回忆录。

黄达，1927年生于天津，先后在华北联合大学（1947-1948）、华北大学（1948-1950）和中国人民大学（1950-）工作，是中国人民大学原校长、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、第一届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、原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及经济学与应用经济学科评议组召集人。现为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、校务委员会名誉主任，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顾问，中国金融学会名誉会长。先后获得第二届“孙冶方经济科学奖”（1986）、首届“中国金融学科终身成就奖”（2011年）、第六届中国经济理论创新奖（2013）以及第三届“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”（2014），并多次获得国家级优秀科研（教学）成果奖和优秀教材奖。

本文是该系列第十七篇，原文刊载于《金融博览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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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波——我的引路人

六十九年之后（2015年）重登妙峰山，也许是攀登疲倦了，也许是文思在常年经济学的“理性”思考中被深深地压在了脑子里的底层，今昔的强烈对比好像没有引起什么思绪波澜。

只是又想起了梁波。

梁波是1947年在国民党军队的一次突然奔袭中牺牲在涧沟附近的。他是我政治上的启蒙人、引路人，是我最愿意向之倾诉自己在想些什么的人。直到今天，在我忘不掉的人里，他一直是处于第一位的。他不是那种天真单纯、易于感情冲动的“小资产”，他老成练达，思想深沉，但我总认定他是一名真正的理想主义者。

梁波是我的姨舅，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大学生，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。他与当时在北京大学学医的我的堂叔黄树则说得来，并成为我堂叔政治上的引路人。他的原名是杨思忠，抗战爆发后，1939年与我的大姐结婚并进入抗日根据地。在根据地，他更名为梁波。

临近抗战爆发前的两三年，在寒暑假他经常来我家，我曾听到他与堂叔谈论过“一二·九”学生运动，谈论过北京大学生的课外聚会，谈论过北京电影院观众们往往自发地齐唱义勇军进行曲……我被并不太懂得的那种激愤情景的描绘所感染，总爱在旁边静静地听。他们常常招来一些大学生。国难当头，这些大学生聚在一起，大多是议论抗日。一边议论，一边唱救亡歌曲。其中不少歌曲，我直到今天，仍然印象极深。他们也常议论些文艺、历史、知名人士、世界动荡等等，使我长了不少知识。特别是他们交换阅读书籍，使我得以接触不少中外文学名著。《大路》那部电影，以及一些其他进步电影如《渔光曲》、《姊妹花》等等，记得也是梁波他们带着我和我的姐姐去看的。

“七七事变”前，与梁波的接触只是在寒暑假的期间，“七七事变”爆发，我们家从“中国地”搬到英国租借地逃避战乱，有一年多时间几乎天天见面。一是他家原本就住在英国租借地，两家相距甚近。二是他毕业后赋闲，有的是时间。后来知道，他那时要用一些时间从事地下工作，但空闲时间还是很多的。三是他一直追我大姐，总找些理由往我家跑。

梁波开始追我大姐是在“七七事变”之前。由于他比我大姐要大十来岁，而且辈分不同，论亲戚，他是姨舅，大一辈，所以一直对我祖母、母亲、父亲、叔父保密。我也长期不知道。“七七事变”后，他常来我家，也不好明着约我大姐，就常常也约我一起出去散步、看电影。我很愿意跟他们在一起。他们谈论的一些事儿，我愿意听，也常参与议论。

开始我全然是糊里糊涂地跟着跑，但不久也懂得了其中的蹊跷。他们对我也就不避讳了。这时，我才知道，我婶母、我二姐早就知道他们的关系。后来我还是常常与他们一起出去，但出去之后就借题自己跑开了。

在我与梁波频繁的接触中，知道了许多事情。如二万五千里长征、平型关大捷，都是从他那里听到的；台儿庄会战、保卫大武汉等有关国民党战区方面的情况，也是从他那里听说的；苏联的情况，有关苏联的一些书籍，也主要来源于他那里。

关于“西安事变”，我是在小学的课堂上听老师说的。蒋介石从西安“脱险”，我们还放了一天假。当时，对于这次事变，国民党的“正统”观念在我的头脑中占主要地位。至于中国共产党对这次事变的诠释并使我得以窥其全貌，则是听到梁波的叙述之后。

从抗战前的一两年到抗战爆发后的一两年，在与梁波的接触中，日积月累，我渐渐对中国共产党、对苏联产生了向往情怀，特别是形成了寄希望于共产党引导中国走向复兴中华的信念。

在文化素养方面，梁波的宽广知识面，给了我多方面的帮助。在上初中的时候，记不起是看了一篇什么短文，我照猫画虎地编了一篇“短篇小说”，自己颇为得意，叫他评论。那天，他好像被什么事牵挂，心情不好。在我缠着他的情况下，他匆匆看了看，有些不耐烦地问，你想说明一个什么“想法”？我那时根本不懂得创作主题思想之类的问题，只是想“编”出一篇小说，自然不知道怎样回答。他毫不客气地说了说作者写东西都是要表明自己的主张，没有想法就没有作品。本来想得到“赞许”，至少也是“期许”，但结果却是写了好几页的“文章”竟然算不上作品！十分懊丧，又十分不服气。但却使自己深深记住：自己写东西，要弄清自己想说什么；看东西，要弄清作者想说什么！也许这一点在自己头脑刻画得过分深刻，往往是只注意概括主题思想而丧失了文艺欣赏所能带来的享受、愉悦、震撼……

上了初中，接触同学的时间多了，与梁波的接触逐渐少了。我上的志达中学，倒是没有什么大的富家子弟入读，但也没有认真学习的气氛。同学们好像只是混学历，散漫、低俗、缺乏理想。在这样的环境下，自己不能不受影响。这两年的初中岁月是怎么过来的，有多大长进，现在回忆，好像没有多少铭刻在心的过程、事例。在梁波与我大姐订婚并要离开天津进入平西抗日根据地的前夕，他曾与我谈过一次话。他说我这一两年沾染了一些不良的习气，不那么纯洁、向上了。具体是如何说的已经回忆不起，只记得他举了留长头发的例子。那时，男性极少留披肩发，所谓长头发是指长的分头，发稍仍在颈部之上。那时候也没有“摩丝”，定型是靠类似凡士林那样的油膏，类如今天的发蜡。长分头加油膏的香气，就是在志达中学的学生里也不是多数。我曾留过这样的发式，但时间很短。终归留过，记得对他的批评也默默地接受了。他说本来想给我接上与抗日组织的关系，但由于我的思想发展不稳，放弃了这样的想法；希望今后好好上进，等等。他的谈话好像并没有使我发生多大的转变，但这次谈话，我却一直记忆至今。

梁波和我大姐离开天津之后，我时时会想到他。但那时抗日战争还看不到尽头，尔后国共关系的发展也难以逆料，我很少具体期望何时能与他相聚。不想，时隔七八年，在涧沟，见到了他——他就是我那时极为熟悉的杨思忠，一眼就认出来了。但形象的变化还是有些出乎意料：原来留着分头，经常穿西装，现在面前的他是一头短发，胡子拉碴，裹着一件脏兮兮的黑棉袍，只是黑边近视镜好像还是原来的那副。

本来梁波的年龄比我大十几岁，又有七八年时间他在革命根据地我在日本占领区，其间全然阻断了联系的渠道，他不可能像七八年前那样了解我，这在意料之中。不久，我看到他给我大姐写的信——是我大姐无意落在我的住处的，大意是说我变了不少，世故了不少，具体的也回忆不起来了。我回给他一封信，用了不少“辛辣”的词语。但我并非从内心真正地怪罪他——我还是把他认作是可以倾吐牢骚、可以信任的人，是不会误解自己的人。

同时，我也觉得他有了很大变化。他原来很爱说笑，这次见面，觉得他严肃了许多，并非造作，而是直觉上感到他好像承载了许多负担——我当时所不了解的思想负担。经过几年解放区的生活，特别是接触到抗战初期进入延安，经过整风运动、抢救运动的知识分子大哥、大姐，好像对梁波的思想变化逐渐有些理解。但这已是后话。

当时，梁波给我的堂叔父，当时已经在延安保健局担任领导职务的黄树则写了一封长长的信，要我带到张家口，叫我大姐托人转送到延安。他让我看了信，可能也有对我“点拨”、“启发”的意思。只记得内容“沉重”，讲了不少自己背着沉重“包袱”尚未全然摆脱之类的话语。我当时基本不能理解。他所指的沉重包袱应是指“知识分子”的包袱。后来的日子里，在经各种运动后，再加上读了一些古代的史书，对古往今来的知识分子也就是“士人”的一贯而又复杂的命运，自己才多少有了一些认识。这个阶层，总能最早捕捉到社会动向，但只能“依附”，不能挑头；既是气节的典范，又有根除不掉的媚骨；受到宠幸往往忘乎所以，受到打击又往往丧失信念；既可敬、可爱，又可悲、可怜。但是，当自己具备了可以与梁波深入交流的思想认识时，他已牺牲多年，早已没有了能够与他互无顾忌地探讨问题的机会。每想到这里，总有无可弥补的遗憾久久不能释怀。

没有想到，在我进入“新天地”这一瞬间的晤面，竟然同时又是与他的永诀！一年多以后，传来他壮烈牺牲的噩耗。 

编辑  程曦

来源  《金融博览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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